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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型受賄的特征
日期:2019/10/31 17:24:59 瀏覽: 作者:英才苑府

來源 | 公訴人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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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型受賄的特征

金勁松(二審承辦法官)  凌  霄


裁判要旨

        受賄人進行非正常的經營活動,與市場交易無關,不符合交易型受賄的特征,純粹是為了掩蓋其收取賄賂的目的,其獲取的賣酒價款全部是其職務行為的對價,均應計算為受賄數額。此外,交易型受賄與傳統受賄一樣,也存在著索賄情形。應在厘清索賄特征的基礎上,從交易型受賄的客觀表現形式出發,以受賄人是否針對交易價格主動提出明顯不合理的價格來判斷受賄人是否具有索賄情節。

        □案號  一審:(2016)蘇01刑初18號  二審:(2017)蘇刑終48號

案情

        公訴機關:江蘇省南京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吳子玉。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12年3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吳子玉在擔任公用水務公司黨支部書記、東部園林公司黨支部書記、南京水務集團副總經理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承諾幫助他人承接工程,并在工程款支付等事項上為他人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水務集團下屬公司、出資公司的工作人員以推銷白酒和出售車輛的方式向南京萬源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等單位、個人索取財物或收受他人財物,共計271.160157萬元。

        一、以銷售白酒方式受賄的事實

        1.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吳子玉以推銷白酒的方式收受某公司原負責人趙某甲167.41萬元。

        2.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被告人吳子玉以推銷白酒的方式向某公司負責人姚某索取42.21萬元。

        3.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吳子玉以出售白酒的方式收受某公司負責人白某25.2萬元。

        4.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吳子玉以出售白酒的方式收受相關工程負責人韋某13.734萬元。

        5.2014年1月,被告人吳子玉通過豐源公司經理童某向在豐源公司承接業務的毛某、葉某、趙某乙等人以推銷白酒的方式索取12.6萬元。

        6.2014年3月至2014年9月,被告人吳子玉以推銷白酒的方式收受某公司負責人狄某6.93萬元。

        7.2014年5月至2014年6月,被告人吳子玉以推銷白酒的方式向某公司負責人黃某某索取6.3萬元。

        8.2013年12月,被告人吳子玉通過水務集團江北分公司負責人蔡某,向在該公司承接業務的宋某、張某甲等人以推銷白酒的方式索取4.41萬元。

        二、以出售車輛方式受賄的事實

        1.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被告人吳子玉將其以50.99369萬元購入的新凱牌商務車以100萬元的價格出售給張某乙,實際索取49.00631萬元。因吳子玉實際未能給張某乙提供幫助,張某乙要求退還該車輛、返還全部購車款,后吳子玉安排孫某向張某乙購買了該車輛。

        2.2012年3月至2012年10月間,被告人吳子玉將其以37.895283萬元購入的雙龍雷斯特越野車、以67.93147萬元購入的雙龍主席轎車、以7.4萬元購入的白酒,以共計156.5866萬元的價格出售給吉某,實際索取43.359847萬元。

審判

        南京中院認為,被告人吳子玉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且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被告人吳子玉多次索賄,依法應從重處罰。被告人吳子玉當庭表示被扣押的200萬元愿意用于退贓,可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依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二款,第五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3條第3款、第1條第3款第(1)項之規定,以受賄罪判處被告人吳子玉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60萬元;扣押在案的200萬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責令被告人吳子玉繼續退出受賄犯罪所得71.160157萬元,上繳國庫。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吳子玉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吳子玉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且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吳子玉多次索賄,依法從重處罰。吳子玉當庭表示被扣押的200萬元愿意用于退贓,可酌情從輕處罰。江蘇高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  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吳子玉推銷白酒、出售車輛的行為性質應分別如何認定。一審判決將吳子玉推銷白酒的行為認定為傳統型受賄,而將其出售汽車的行為認定為交易型受賄。因賣車、賣酒表面上看都存在著市場交易的形式,且是否認定為交易型受賄直接關系到受賄數額的認定,故在二審審理過程中對吳子玉推銷白酒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存在著不同觀點。

        一、交易型受賄的特征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1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1)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汽車等物品的;(2)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出售房屋、汽車等物品的;(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的,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從上述規定來看,交易型受賄案件主要包括低買型、高賣型及其他情形。

        與傳統受賄犯罪相比,交易型受賄具有雙重交易性質,不僅具有權錢交易的受賄犯罪所共有的本質特征,還披上了市場交易的外衣。總體而言,交易型受賄至少包含以下特征:

        1.交易客觀存在。交易,是指雙方以貨幣及服務為媒介的價值交換。在交易型受賄中,一方面,價值交換行為客觀存在,交易方式與正常合法的市場交易程序基本相同,但另—方面,背后隱藏著權錢交易。

        2.交易不對等。請托人所支付的對價不僅包括物品的價值,還包括受賄人手中的公權力。很明顯,國家工作人員與請托人作為交易的雙方,雙方對于同一商品支付的對價是不平等的,受賄人正是以其手中的權力來換取巨額差價。

        3.交易違法。表面上看,交易行為符合民事法律法規,但雙方對交易行為的性質均具有明確認識,受賄一方獲得巨額差價完全基于其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和手中的權力。所以,這種交易從實質上應評價為刑事法律所規定的受賄犯罪。

        二、本案將受賄人賣酒、賣車的行為作出不同認定的理由

        審理過程中,對于吳子玉賣酒的行為是否構成交易型受賄,形成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吳子玉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出售白酒,符合“兩高”《意見》關于交易型受賄的認定,受賄數額應以賣出價格減去白酒在交易地區的市場價格的差價來認定。第二種觀點認為,吳子玉向職務上有從屬或制約關系的人推銷白酒并賺取差價,其賣酒的目的是掩飾其受賄的本質,不屬于交易型受賄,其受賄數額應為賣酒后獲得的全部錢款。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本案中,白酒的經銷商何某等人證言證明,其找吳子玉推銷其經銷的白酒,吳子玉只肯以每瓶175元或185元的價格從其處進酒,買酒的數量、送酒的地點等由吳子玉決定,至于酒款基本都是由吳子玉安排人,通過網上銀行或者轉賬的方式支付到其銀行卡上,然后其按照吳子玉的安排,將多出來的酒款打到陸某的銀行卡上;其賣酒給吳子玉沒有利潤,只是走個銷量,廠家有返利。證人陸某的證言證明,其是吳子玉的女友,沒有賣過酒。相關行賄人的證言證明,因工程款結算、承接工程等需要吳子玉幫忙,才購買了吳子玉推銷的酒。某酒業集團銷售有限公司提供的相關書證證明,吳子玉不是其公司在江蘇地區的經銷商;該公司2011年至今提供給經銷商的價格,最高每瓶185元。相關銀行轉賬記錄證明,購酒款均直接由購酒方支付給白酒的經銷商何某等人。

        交易型受賄的特征之一是必須客觀存在著市場交易,需體現出正常的供需關系。而從上述證據來看,吳子玉賣酒的行為與市場并無關系。其一,從銷售主體看。我國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國家對食品生產經營實行許可制度,從事食品生產、食品銷售、餐飲服務,應當依法取得許可。而本案中,吳子玉及其女友并非商品的經營者,無經營資格,無經營場所,亦無實際的針對不特定對象的日常經營行為。其二,從購買主體看,本案購酒者均是受吳子玉職權制約的人。這些人原本并無購買酒的需求,更不會高價購買,他們之所以購買吳子玉推銷的白酒,完全因為看中了吳子玉的職務權力,他們支付的價格包含白酒的成本和吳子玉權力對價兩部分,而并不包含賣酒者應得的利潤。其三,從交易過程看,吳子玉并未投入任何經營成本,未事先購進白酒,而是先安排買家,指定經銷商何某等人直接發貨收款,再將差價轉給自己。本案中,每一筆白酒交易從進貨開始到銷售完成,目的只有一個,即是以權力換取利益,而并不包含真正的市場行為。因此,吳子玉賣酒、相關人員買酒的行為不符合交易型受賄的特征,吳子玉賣酒純粹是以此為幌子而行收受賄賂之實,其賣酒獲取的價款中不存在合理利潤,全部是其職務行為的對價.都應認定為受賄數額。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吳子玉受賄行為已全部完成,其為實施受賄行為而向何某等白酒經銷商支付的價款應認定為犯罪成本,但因為公訴機關未予以指控,基于不訴不理原則,故在本案判決中未對此作出認定。

        關于吳子玉賣車的行為性質認定問題。從本案認定事實來看,吳子玉向吉某和張某乙共賣了三輛車。賣給吉某的兩輛車,一輛是吳子玉于2012年4月12日以67萬余元購入的雙龍主席轎車,另一輛是吳子玉于2011年12月26日以37萬余元購入的雙龍越野車;上述兩輛車分別被吳子玉于2012年7月5日、2012年4月10日以100萬元左右和57萬元左右的價格賣給了吉某。賣給張某乙的新凱牌商務車是吳子玉于2012年9月27日以50萬余元購買,并于2012年10月19日以100萬元的價格賣給張某乙。吳子玉買車后均對車輛進行了使用,隔了一段時間才將車輛賣給相關人員并獲得高額利益,現有證據并不能證明吳子玉購入涉案車輛時即存在賣車受賄的主觀故意。吳子玉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吉某、張某乙出售車輛而獲得高額利益的行為符合交易型受賄的特征,故對吳子玉賣車的行為認定為交易型受賄。

        三、交易型受賄中索賄行為的認定

        所謂索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主動向他人索要或勒索并收受財物。具體而言,索賄存在以下特征:一是主動性。受賄人主動以明示與暗示的方式要求行賄人給予自己財物,而不是被動等待行賄人給予財物。二是索取性。即行為人總是以所掌握的職權為條件,乘人之危,向他人施加精神壓力,迫使對方向其交付財物。三是交易性。即索賄者通過要挾迫使對方向自己給付財物,而以本人職權為某種行為或者不為某種行為為交換,表現為權錢交易的造意者、提起者。索取賄賂和收受賄賂,雖然都是受賄罪的客觀表現形式,但兩者犯罪手段相異,社會危害性也有所不同,無論是主觀罪過還是客觀危害,索取賄賂都要比收受賄賂嚴重。所以,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條規定索賄要從重處罰;2016年“兩高”《解釋》將多次索賄認定為其他較重情節。

        交易型受賄是受賄犯罪的一種類型,自然也包括索取和收受賄賂這兩種行為表現。但在交易型受賄中,因為行賄人并不事先知道受賄人的需求,所以交易往往由受賄人主動提出,那么是否只要受賄人先主動提出交易或詢問能否享受優惠,則即構成索賄呢?筆者認為,明顯高于或低于市場價格購買或出售房屋、汽車等物品是交易型受賄的客觀表現形式,因此,在交易型受賄中,受賄人的主動性應體現在交易價格上,只有當受賄人主動要求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才可認定其具有索賄的行為。相反,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僅僅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邀請,而并未涉及明顯不合理的交易價格,因其并無特定的故意,不應當認定其構成索賄。

        本案中,行賄人張某乙、吉某購買涉案車輛不僅均系吳子玉主動提出,吳子玉還直接提出了明顯高于市場價格的車輛交易價格。行賄人張某乙、吉某在并無購車需求的情況下,迫于無奈,只能接受并向吳子玉支付了明顯不合理的高額價格,故法院判決認定吳子玉以明顯高于市場價格將車輛出售給吉某、張某乙的行為系索賄。因吳子玉還具有其他索賄情節,故法院在量刑時根據“兩高”《解釋》第1條第3款第(1)項、第3條第3款的規定,對吳子玉的受賄犯罪行為升檔量刑。

(作者單位: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司法》2018年第26期(案例)(總第8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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