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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丨合同詐騙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收取對方貨物或貨款之后的,是否影響合同詐騙罪的構成?
日期:2019/9/29 11:13:52 瀏覽: 作者:英才苑府

來源 | 最高人民法院   文丨苗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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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詐騙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收取對方貨物或貨款之后的,是否影響合同詐騙罪的構成?

《浙江檢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時間對合同詐騙罪的影響》。文章開頭舉了個案例:2000年初,被告人鄧某因承建連徐公路E10-11標段工程的需要,借用“徐州市公路工程公司高速公路E10-11標段地二處”的公章作擔保,與徐州市某公司簽訂鋼模租賃合同,租期6個月,價值12萬余元。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因鄧某承建的工程虧損,遂違反合同約定,將租賃物低價出售抵賬。后鄧某逃匿。此案,法院認定被告人鄧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文章作者認為這是判錯了的,不應認定鄧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我不贊成作者觀點,主張原判定性是正確的。

 

合同詐騙之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產生于簽訂合同之前,也可以產生于簽訂合同之后的履行合同過程中,包括收到對方貨款、貨物之前,以及收到對方貨款、貨物之后而需要繼續履行合同之時。目前審判實踐中的難題是非法占有目的之有無的判斷,通常沒有必要去細究非法占有目的產生的具體階段。如果行為人自稱收到財物之后產生非法占有目的,均不認定合同詐騙罪,則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當合同詐騙案件的被告人自稱其謀財心思產生于收到貨款或貨物之后,即自稱臨時起意逃匿的,那么因檢方無法提供證據證明非法占有目的產生時間的早晚(這是行為人的內心活動),結果是多數真正的詐騙分子將無法得到懲辦。從這個意義上說,僅僅從邏輯出發去探究非法占有目的的產生時間對合同詐騙構成的影響,實踐價值不大。

 

從合同詐騙罪的構成原理看,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行為人收到財物之后的,也不違背該罪構成的因果規律。首先,從刑法第224條的字面意義看,“履行合同過程中”的法條表述無疑為合同詐騙行為提供了充足的發生空間,而收到貨物、貨款或者預付款、定金之后,仍然屬于“履行合同過程中”。其次,合同詐騙的因果關系是欺騙行為與非法占有結果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而不是行為人非法占有心理與收取財物事實之間的關系。收取財物事實的發生,不等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實現,這兩者之間在時間上存在距離。在市場交易的許多場合,交付財物之后,可以繼續演繹“基于欺騙事實而實施非法占有”的情節。只有在這段時間內繼續實施欺騙行為,才能達到最終的非法占有目的。正因如此,最高法院于1996年發布的關于詐騙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合同簽訂后攜帶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逃跑的,應認定其行為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一解釋雖然因為刑法的變動而被廢止,但其精神還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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